從地產霸權　到土地自主

2013-5-28 10: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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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劍青】
世上大概沒有太多像香港一樣的城市，地產商可以不斷延伸至寬頻、電力、通訊、管理費、超市，衣食住行，全被地產資本徹底滲透。有不少居住港島的朋友稱，每 個月落入長實集團的開支可佔工資的3 至4成。香港人的生活，似乎難逃向大地產商進貢的命運，都默默接受了「有地便是王」的社會現實。
無疑，近年社會對「地產霸權」的廣泛批判，是一番新氣象，公眾對香港土地資源的運用更加着緊。但土地問題會否變革有望？
失焦的霸權問題
令人着急的是，現時公眾對地產霸權問題的討論，仍未能夠好好對焦。我們一直都忘記了，自有殖民歷史以來，政府其實才是香港最有權的大地主，最富有的地產 商。土地如何分配、利用、補地價、定價，完全由政府「話事」，決策跟從長官意志。政府空置土地總是被長期圍起，因為它認為這不屬於市民公有；從短期租約的 安排也可見，政府從不着緊公共土地被霸佔，只要當成收租自用就好，反正地是自己的。
我們一直只認為地產霸權只是地產商的專利，其實政府是重要的參與者，與地產商是一買一賣的共生關係。綜觀整個土地爭論，政府一直逃避自身作為大地主的分配 角色如何出現問題，以及政府土地為何可以在毫無民主監督下任意揮霍，與市民的訴求愈走愈遠。取而代之的方法，是轉移視線，歸咎於香港地少人多及土地供應不 足等「客觀環境」，並強調只要增加更多土地供應，就可解決土地、房屋及各種社會民生問題。地產商對此當然暗暗歡喜，因為這種錯誤聚焦，將繼續縱容官商共存 共生的關係。
體制問題個人化
地產商的霸權固然是真實的。無論從公用事業的滲透，奪得市民與政府土地過程的奇技淫巧、無止境將土地豪宅化、囤積單位以托市為樂等，的確是製造房屋問題的 重要角色之一。但政府在另一邊的配合也不能忽視，將房屋問題描繪為「銷售手法」出問題，然後透過規管一手樓立法，聲稱能達致公平，令地產市場可以如常運 作。結果能否根本改變？
隨着發展重心轉移至新界邊境，以往賤賣土地的原居民也開始黃袍加身，參與這場土地爭霸戰。原居民因擁有大量新界土地，近年積極加強政治議價能力，亦成功讓 政府將香港6 成屬於政府的房屋土地儲備（1,200 公頃）都留給他們興建丁屋，還縱容他們勾結發展商買賣丁權、套丁興建豪宅出售等根本違反政策原意的行為。原居民的身分近年也成為土地霸權的標記；然而，在 關注發展商的私德、原居民土豪劣紳的「野蠻行徑」之餘，有關土地問題在體制與觀念上的改革，仍然被暗度陳倉輕輕帶過，抓不住焦點。
土地主體方興未艾
原居民、地產商與政府三位一體的土地霸權並不是新事。但有趣的是為何社會多年來都予以默許，香港人永遠只是土地爭奪戰的旁觀者？
我們當然可以說，香港人的利益已經與地產利益糾纏不清。置業作為近30 年資本主義社會的「維穩」工具，業主為了維護既有土地和房屋資產的利益，逼於無奈高呼「係咁㗎啦」，認同這場土地霸權的遊戲。
改變這核心問題的關鍵，是香港人土地「主體性」的提升─儘管這意識仍然在萌芽階段。殖民地時期，香港人是過客心態，殖民者佔用土地，移民社會未必認為這跟 他們有何瓜葛。然而，近年的城市保育運動出現了一種新想像，你會看到80 後、90 後在集會中高呼「南生圍是我們的」、「大浪西灣是我們的」，「我們」指的就是「香港市民」。它超越透過買賣或分配而得的土地主權，認為一片土地就算給你 「買斷」，土地本質上仍是公共資源，不容以一己私利，去破壞屬於全香港市民的環境。而我們確實見到，新一代已經抓住了「我們」這個主體。
這亦相當符合當今流行有關城市權利（rights to the city）的討論。簡單來說，人不僅只享有普世人權，像財產權、居住權等，由於城市本身應是屬於市民共同創
造（city as Oeuvre），而非大商家的SimCity，市民更應有共同參與（participate）、表現（represent）及改造（transform）城市的權利。
從城市權的觀念出發，在社會實踐中逐漸建立「土地屬於人民」的主體意識，是否可讓香港克服地產霸權的魔爪，重奪屬於城市自身的土地自主﹖
土地使用概念來歷不明
如果土地自主、共同規劃是我們要邁向的目標，令土地真正用得其所，這目標距離我們仍相當遙遠。不僅因為主體意識仍未清楚，而是我們連今日的土地為何會這麼使用，概念上也是含糊不清。
回顧香港土地規劃史，20 世紀英國規劃大師Sir Patrick Abercrombie 是一個不能繞過的人物。他曾撰寫重建戰後倫敦的「大倫敦計劃」，亦為不同英帝殖民地的土地發展出謀獻策。1947 年他被派來香港數月，為港英政府撰寫了一份《The Abercrombie Report》，建議香港未來土地發展的整體方略。不少學者都認為這個報告重要性不大，但港大學者Lawrence Lai（1999）近年發現，戰後50 年來的土地拓展，竟與報告所建議的城市格局相當吻合。例如建議在紅磡、荃灣、醉酒灣填海造地；將觀塘、銅鑼灣、長沙灣發展為工業區，將港島人口分散至九 龍、新界，建設新市鎮；搬遷軍營為城市提供土地；於新界建設新機場；建立城市公園體系及綠化帶等。當年大部分建議方向，都在香港回歸前完成。
事實上，Abercrombie 的報告根本沒有像「大倫敦計劃」一樣，詳細交代具體措施及發展理據，許多選址及建議流於指令式描述。為何觀塘要開發做工業區？為何香港要有新市鎮？為何 「城市公園」及綠化帶就是代表了香港的公共空間？這些問題，在我們腦海猶如白紙，而且難以考據，理由欠奉。殖民地遺留下來的，不僅只是制度與建築，還有許 多懸而不解的「土地謎語」，是我們出生之前已經因「某些原因」被定義，而又無從稽考。我們連對自身城市的土地使用狀況也缺乏認識，建立土地主體性的基礎難 免有點殘缺不全。
當今居住問題的逼切性，為我們打開了探討香港土地核心問題的契機，但路途是引向土地自主還是延續土地霸權的遊戲，看來仍未見端倪。
原文刊於Breakazine！#025 《出賣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