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浪費香港的抗爭傳統 — 陳景輝專訪
2013-8-31 2:44:24
陳景輝——八十後社會運動核心成員，曾辦「八十後社會大學」延續華人民間講學傳統，在喜帖街、天星及皇后碼頭的保衛運動後，沉迷港產電影、本土反抗運動史、社區街道特色和香港六四記憶等研究。
【文／圖：吳芷寧】
如果要你用一句說話形容今天的香港社會，那會是甚麼？八十後社運核心成員陳景輝，就借新書名稱《草木皆兵：邁向全面政治化的社會》，道出了他對香港的觀察 與擔憂。這十年來，反對運動的聲勢愈來愈大，一直希望喚醒群眾、打破虛擬自由幻象的他，本應感到欣慰。然而，當人們開始醒覺，開始憤怒，一直走在社運前線 的陳景輝，卻又慢下來了。「『反對』這概念的庸俗化，比其他事物的庸俗化都更殘忍，因為這代表對抗庸俗化的最後防線也告失守。」
他引台灣學者之語提醒香港人。在每天都十萬火急的政治形勢下，陳景輝的反思顯得太尷尬，卻又非常重要。他相信，反對運動要成長，香港就得醫好城市健忘症。正如新書的封面一樣，在草木皆兵的恐慌之處，香港人不可忘記埋藏在歷史的閃閃星光。
讀：《讀書好》
陳：陳景輝
政治是建立朋友的事業
讀：你在書中多次提到「公共理性」的重要性，為甚麼這能對應當下社會？
陳： 提倡公共理性，不是指「我理性，你不理性，你別那麼激動啦」，而是當公共生活出現一種極端的撕裂，世界只剩兩種選擇，一或英雄，一或人渣，其實大家缺乏了一種根本的倫理規範。若分析得較為保守，則立即被斥維穩。
讀： 梁文道早前的〈仇人還是鄰舍〉掀起了一場罵戰，大概便是例證？
陳： 對，公共理性的基本責任，是以對方可以接受的理由嘗試進行說服。那場掀起的辱罵，反映了我們忘記了政治的最大任務，原是讓沉默大多數由不站出來到站出來， 由意見不同到意見相近， 由意見相近再到不坐吃花生。而開始以行動回應， 是因為他們覺得走出來真的有希望。這希望並非一廂情願，不是wishful thinking， 是hope。
以往討論，多會先引述對方，這不一定最好，但至少是一種要求連結、互相尊重的處理。當然可能曾鈺成也懂得將之變成詭辯，但若完全放棄倫理規範，也是不健康 的。因為政治，其實是一項需要建立朋友的事業，你惟有承認這一點，才有連結的基礎，去吸納那一班本身並非政治狂熱的人。
反對意識茁壯的十年
讀： 按你對香港社會的「診斷」，這種草木皆兵的政治狀態，是何時出現的？
陳：在2009 年之前，香港人不喜歡談敵人，喜歡對話。以安徒或學者羅永生之語，這是「虛擬自由主義」的共謀。我們與中央的權力根本不平等，但我們曾經都覺得自己是 fairplay，可以與政權對話，所以七八十年代不少民主運動人士，後來都加入了建制。但近年這假像開始崩潰，人們不再相信對話，敵意便開始釋放。
讀：在這危機下，你提出了要重新認識七十年代的抗爭運動，為甚麼這是出路？
陳： 用《激戰》的說法， 一個好的拳手要有自己的節奏， 而且有多重節奏， 才能讓對方落入自己的遊戲規則當中。對方做的根本就是故意挑起敵我矛盾， 你也同樣回應， 便跌入他們的圈套了。
近年很多人提出「主體」這觀念，但主體是甚麼呢？主體不單是將敵人移除，而若你攻擊的根本不是敵人，或只是次要敵人，便容易轉移視線，也讓不少朋友變成敵 人，是無謂的虛耗。一方面，我們要嚴肅看待敵我的問題，但不是每個人也有資格成為我們的敵人。而且，其實敵人也在我們內部，那是我們由殖民地至今的欠缺。
跳過公民歷史，是巨大的浪費
回顧香港由戰後開始，殖民政府辦了一系列由上而下的活動，如香港節、清潔運動，在冷戰形勢下，將香港變成一個完全跟中共政權分離的美好資本主義社會，是以 經濟都市的意識去建立香港人身份，也即獅子山下精神。後來末代總督彭定康也指我們很有自由，但這些論述背後都遺留了一個元素，就是我們怎樣作為政治的主人 呢，我們怎樣自治呢，一班分散的人能否以公民身份聯合起來進行民主運動呢。也像明明立法會並非民選產生的，但大家卻會認定三權分立存在，又很重視議會規 則。明明我們沒民主，又會哄自己有自由已經很好，假戲真做， 但其實自由不等於自治呀。那是因為我們一直都沒有建立自己的抗爭傳統， 即或有，我們也將之丟到了歷史垃圾箱。
所以你見我的書，是回到公民傳統，包括七十年代的改革傳統、自天星皇后開始的十年抗爭運動、和八九時的運動等，回到那些我們曾經想成為主人的時刻，串連成另一個代替獅子山下式「由漁村到金融中心」的香港故事。
讀： 這可是香港人的思想惰性嗎？結果香港人就只活在當下。
陳：也可能是我們不夠努力吧。我們在討論中不斷重複某種意見，卻缺乏思想史或討論問題的脈絡。到底這些事以前有發生嗎？還是第一次？
在媒體主導的公共領域中，香港人從沒尊重過去的發展。譬如泛民一些成員跟梁振英「政改飯聚」後，有人建議成立類似「基諮會」的組織，但有誰知道，1989 年基本法第一次諮詢後，六四發生，中港互信就失去了，你說當時的香港人怎樣跟一個殺人政權訂立契約？有些人說要尊重基本法，我明白那是現實原則，我們沒坦 克，他們有。但事實是，我們在制度內豈有過真自治？
也如2010 年的「五區公投」，首次突破了中央為我們安排的五部曲，我們自己創造了第六部曲，今年則創造了第七部曲，叫佔領中環。但公投其實是第一次嗎？不 是，1989年就已經試過！這些經歷其實是我們的一部分，而且並未過時，略過了歷史， 那是一種巨型的浪費！我想用歷史去豐富現在的政治話語，若有人指這太天真，可能也是吧。但其實缺乏了「追認被壓迫袓先」的過程，我們怎可能搞到佔中？那是 香港從來未出現過的。那不是由別人爭取，別人坐牢，是自己爭取、自己坐牢。那是需要一個很巨大的精神和歷史支柱才支撐到！■
《草木皆兵：邁向全面政治化的社會》
作者：陳景輝
出版：圓桌文化
原文刊於《讀書好》
如果要你用一句說話形容今天的香港社會，那會是甚麼？八十後社運核心成員陳景輝，就借新書名稱《草木皆兵：邁向全面政治化的社會》，道出了他對香港的觀察 與擔憂。這十年來，反對運動的聲勢愈來愈大，一直希望喚醒群眾、打破虛擬自由幻象的他，本應感到欣慰。然而，當人們開始醒覺，開始憤怒，一直走在社運前線 的陳景輝，卻又慢下來了。「『反對』這概念的庸俗化，比其他事物的庸俗化都更殘忍，因為這代表對抗庸俗化的最後防線也告失守。」
他引台灣學者之語提醒香港人。在每天都十萬火急的政治形勢下，陳景輝的反思顯得太尷尬，卻又非常重要。他相信，反對運動要成長，香港就得醫好城市健忘症。正如新書的封面一樣，在草木皆兵的恐慌之處，香港人不可忘記埋藏在歷史的閃閃星光。
讀：《讀書好》
陳：陳景輝
政治是建立朋友的事業
讀：你在書中多次提到「公共理性」的重要性，為甚麼這能對應當下社會？
陳： 提倡公共理性，不是指「我理性，你不理性，你別那麼激動啦」，而是當公共生活出現一種極端的撕裂，世界只剩兩種選擇，一或英雄，一或人渣，其實大家缺乏了一種根本的倫理規範。若分析得較為保守，則立即被斥維穩。
讀： 梁文道早前的〈仇人還是鄰舍〉掀起了一場罵戰，大概便是例證？
陳： 對，公共理性的基本責任，是以對方可以接受的理由嘗試進行說服。那場掀起的辱罵，反映了我們忘記了政治的最大任務，原是讓沉默大多數由不站出來到站出來， 由意見不同到意見相近， 由意見相近再到不坐吃花生。而開始以行動回應， 是因為他們覺得走出來真的有希望。這希望並非一廂情願，不是wishful thinking， 是hope。
以往討論，多會先引述對方，這不一定最好，但至少是一種要求連結、互相尊重的處理。當然可能曾鈺成也懂得將之變成詭辯，但若完全放棄倫理規範，也是不健康 的。因為政治，其實是一項需要建立朋友的事業，你惟有承認這一點，才有連結的基礎，去吸納那一班本身並非政治狂熱的人。
反對意識茁壯的十年
讀： 按你對香港社會的「診斷」，這種草木皆兵的政治狀態，是何時出現的？
陳：在2009 年之前，香港人不喜歡談敵人，喜歡對話。以安徒或學者羅永生之語，這是「虛擬自由主義」的共謀。我們與中央的權力根本不平等，但我們曾經都覺得自己是 fairplay，可以與政權對話，所以七八十年代不少民主運動人士，後來都加入了建制。但近年這假像開始崩潰，人們不再相信對話，敵意便開始釋放。
讀：在這危機下，你提出了要重新認識七十年代的抗爭運動，為甚麼這是出路？
陳： 用《激戰》的說法， 一個好的拳手要有自己的節奏， 而且有多重節奏， 才能讓對方落入自己的遊戲規則當中。對方做的根本就是故意挑起敵我矛盾， 你也同樣回應， 便跌入他們的圈套了。
近年很多人提出「主體」這觀念，但主體是甚麼呢？主體不單是將敵人移除，而若你攻擊的根本不是敵人，或只是次要敵人，便容易轉移視線，也讓不少朋友變成敵 人，是無謂的虛耗。一方面，我們要嚴肅看待敵我的問題，但不是每個人也有資格成為我們的敵人。而且，其實敵人也在我們內部，那是我們由殖民地至今的欠缺。
跳過公民歷史，是巨大的浪費
回顧香港由戰後開始，殖民政府辦了一系列由上而下的活動，如香港節、清潔運動，在冷戰形勢下，將香港變成一個完全跟中共政權分離的美好資本主義社會，是以 經濟都市的意識去建立香港人身份，也即獅子山下精神。後來末代總督彭定康也指我們很有自由，但這些論述背後都遺留了一個元素，就是我們怎樣作為政治的主人 呢，我們怎樣自治呢，一班分散的人能否以公民身份聯合起來進行民主運動呢。也像明明立法會並非民選產生的，但大家卻會認定三權分立存在，又很重視議會規 則。明明我們沒民主，又會哄自己有自由已經很好，假戲真做， 但其實自由不等於自治呀。那是因為我們一直都沒有建立自己的抗爭傳統， 即或有，我們也將之丟到了歷史垃圾箱。
所以你見我的書，是回到公民傳統，包括七十年代的改革傳統、自天星皇后開始的十年抗爭運動、和八九時的運動等，回到那些我們曾經想成為主人的時刻，串連成另一個代替獅子山下式「由漁村到金融中心」的香港故事。
讀： 這可是香港人的思想惰性嗎？結果香港人就只活在當下。
陳：也可能是我們不夠努力吧。我們在討論中不斷重複某種意見，卻缺乏思想史或討論問題的脈絡。到底這些事以前有發生嗎？還是第一次？
在媒體主導的公共領域中，香港人從沒尊重過去的發展。譬如泛民一些成員跟梁振英「政改飯聚」後，有人建議成立類似「基諮會」的組織，但有誰知道，1989 年基本法第一次諮詢後，六四發生，中港互信就失去了，你說當時的香港人怎樣跟一個殺人政權訂立契約？有些人說要尊重基本法，我明白那是現實原則，我們沒坦 克，他們有。但事實是，我們在制度內豈有過真自治？
也如2010 年的「五區公投」，首次突破了中央為我們安排的五部曲，我們自己創造了第六部曲，今年則創造了第七部曲，叫佔領中環。但公投其實是第一次嗎？不 是，1989年就已經試過！這些經歷其實是我們的一部分，而且並未過時，略過了歷史， 那是一種巨型的浪費！我想用歷史去豐富現在的政治話語，若有人指這太天真，可能也是吧。但其實缺乏了「追認被壓迫袓先」的過程，我們怎可能搞到佔中？那是 香港從來未出現過的。那不是由別人爭取，別人坐牢，是自己爭取、自己坐牢。那是需要一個很巨大的精神和歷史支柱才支撐到！■
《草木皆兵：邁向全面政治化的社會》
作者：陳景輝
出版：圓桌文化
原文刊於《讀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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