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愛港的常規與例外

2013-4-8 13:5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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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羅永生】
近日關於普選的爭議迅速升溫，繼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急不及待拋出特首選舉必有「篩選」之說，和應之聲隨即此起彼落。什麼「『預選』也是普選」、「普選也有 『篩選』」、「西方普選不適合香港」……之說，沸沸揚揚。不過，最直接了當的宣示，還是出自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他斬釘截鐵地說：「要確保愛國愛港力量在 香港長期執政！」
北京屬意在香港依靠所謂「愛國愛港」力量，本來不是什麼秘密。問題的關鍵只在於，如何在一個「普選」的法律框架底下，能夠「確保」選出來的人都是合格的 「愛國愛港」人士？ 很顯然，無論有多少人要求北京給予「愛國愛港」一個明確的法律定義，他們都只會徒勞無功。因為北京所要的，既是一個「一人可以投一票」的「普選」政治/法 律儀式，也同時要求一個外於法律的，為「我」所用的至高權力。所以，不經定義，也永遠毋須定義的「愛國愛港」四個字，就像幽靈一樣懸置在一切選舉的法律之 上。它高於法律，也外於法律。
納粹法學專家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就曾經將這種既在法律之中，也在法律之外的弔詭狀態，描述為主權者決斷何時可以把法律懸置，宣佈進入「例外狀態」的權力。從這個角度來 看，香港為「普選」戴上「要確保愛國愛港力量長期執政」的金剛圈，唸上緊箍咒，也不啻坦白宣示了，未來選出特首的選舉，性質上必然是一種「例外狀態」的產 物，因為「愛國愛港」必然是無法由法律去定義的。選舉的法律法例，反要為這「確保」的工作而服務。
這可不是說，香港未來的特首選舉，會在國家頒佈什麼「緊急法令」、「動員勘亂」的狀況下發生。因為事實上，97年主權過渡前後的幾十年，在一直保持安穩平 順的香港社會上空，實質上早已懸垂著一種「虛構的例外狀態」。俞正聲給這種「虛構的例外狀態」作了註解。他說：「若非由『愛國愛港』力量執政，香港就會成 為顛覆大陸社會主義的陣地和橋頭堡。」
一如「恐怖主義」之於美國，香港的「顛覆基地」想像，儼然就是香港之於中國的「例外狀態」。
六十年代，來自香港的人與物，都潛在地被視為帶來「資本主義毒素」、「腐敗的生活作風」、危險的「海外關係」。八十年代，中國實行「開放改革」，歡迎來自 香港的資本和技術，但香港的書籍報刊、影音錄像也不時被目為「精神污染」的來源，「清污運動」常來清洗。一方面，在這種想像下，香港和中國，好像無時無刻 都處於一種不正常的敵對狀態底下。然而，大陸之一步一步日益「走資」，日復一日地「去社會主義化」，又是如此平常。這說明了，「顛覆基地」一如「愛國愛 港」，根本無法定義，它根本就是一種被常規化了的例外。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曾言道：「被壓迫者的傳統告訴我們，我們所生活的『例外狀態』不是什麼例外，而是常規。」 哲學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也非常贊同，並且指出，我們或需透過被常規化的例外，方可窺見當代治理和主權邏輯的秘密。
在香港，一種無法去證明的文化，無法去定義的「愛國愛港」∕「顛覆基地」的宣稱，正如魔咒一樣縈繞在香港的政治生活周圍，充當「證據」去「證明」一場被假想、被虛構出來的「例外狀態」。因為只有在這種狀態下，才可以進行一種聲稱在守護法律，但卻又是無法可依的治理。
「例外狀態」下，整個社會領域也被捲入「例外狀態」的邏輯之中，前線和後方已變得沒有分別：學校已成戰場，「國民教育」就是被利用來整治「人心未回歸」的 狀態；電視台牌照的發放，也被視為抵擋守衛顛覆文化勢力擴散的防線……治理的對象，還有「惡搞」的文化、「低俗」的品味、「異常」的性取向……不一而 足。
政治生活的「例外狀態」化，也正急速地改造著香港對於常態和例外的定義和準則，也改變著我們對語言和理性的運用。「篩選也是普選」的荒誕，就如奧威爾(Orwell)在其著作《1984》所寫的名言：「戰爭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無知就是力量。」
當你發覺，身邊愈來愈多人，默許或贊同治港特首需要「愛國愛港」，你就知道「例外」正一步一步接近成為完全的「常規」。那我們離開需要一個「真理部」去替我們日日更新、校正對上述字彙的定義，日子也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