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2月19日
反 自由行組織者指，之所以要使用「驅蝗」、「滅蝗」字眼及粗口罵戰，是因為政府對社會問題視而不見，市民就只能靠自己直接向內地旅客表達不滿，繼而再令政府 跟進那些社會問題。也就是說，攻擊自由行旅客是為了向港府表達意見並希冀引起重視。我完全理解反自由行團體的不滿，但以攻擊普通民眾為抗議手段的說辭值得 商榷。
哲學家康德說，「人不能是國家、宗教、家族，甚至是經濟體制的工具！人決不能被任何人（甚至不能被上帝），只當作工具，而不同時作為目的本 身。」如果我們熱愛民主、自由、公義、博愛等普世價值，那麼，對他人的公開歧視、羞辱和攻擊，是不應當做之事（誠然，你可以在內心深處歧視某些群體，也可 在私人場合表達不滿）。然而，這些話現在說給參與遊行的人聽，想來也會無動於衷，畢竟他們情感俘虜了理智，處於群體極化思維之中。
香港近年來衝突不斷，社會嚴重撕裂，愛字頭組織的興起也是原因之一。脫離事件發生的社會情境（context）而只分析單一事件中的孰對孰錯，已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驅蝗」事件翌日，港府一司三局長高調譴責該行為，「不容忍事件再發生」等義正詞嚴的表態不絕於耳。反自由行示威者對港府重視並採取措施舒緩中港矛盾的希望只能又落空了。
近 年來，中港矛盾不見消弭，反而更加激烈，政府卻未能有效疏導。根據旅發局公佈的數據，去年本港錄得逾五千萬人次旅客訪港，其中內地旅客佔七成半，預計今年 訪港旅客仍將持續增長8.6%。如果說在自由行剛開始的前幾年，港人還能相對看到其正面意義，諸如帶動旅遊、零售等行業，創造就業機會等；但今時今日滿載 負荷的自由行，已經被香港的中下階層視為極大負擔，乃至產生厭惡和牴觸情緒。
同時，香港商舖租金急漲、樓價高企、雙非、水貨客、奶粉搶購、新移民 綜援問題等中港磨擦不斷，而港府的不作為也使這些問題常常被政治化，其結果是加深兩地民眾的隔閡和怨恨。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近年港人對內地人的觀感明顯 變差，去年11月有31.8%受訪者稱對內地人反感，較5年前同期上升12個百分點。
由群體間的心理磨擦，到現實中的衝突，可見中港矛盾並未得到 緩解。社會衝突理論認為，當群體在現實問題上捲入了衝突，若有可能尋求在實現利益的手段上達成妥協，衝突便不具有暴力性；而當群體在非現實問題上捲入了衝 突，情感喚起與捲入的程度（emotional involvement）更高時，衝突更具有暴力性；特別是當衝突涉及核心價值觀，而社會吸收衝突與緊張的制度化手段難以實現時，衝突更具有暴力性。
市 民與內地旅客間的衝突，夾雜了現實利益問題和文化觀念問題，更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與港人的身份認同密切關聯。誠然，對於特定族群的歧視和排斥是個普遍性 的世界現象，並非香港特有，而社會變遷和經濟問題更會強化族群歧視和社會排斥。在德國，統一之後，被失業與低薪籠罩的東德人民仇視曾經貢獻西德經濟奇蹟並 已在德國扎根的土耳其裔，也敵視企圖在德國尋求更好生活機會的波蘭人與羅馬尼亞人，呼籲「德國人的德國」。1992年至2000年，東德地區間頻繁發生攻 擊外國人、燃燒難民營的仇外事件。當下港人對內地旅客的厭惡和歧視情緒雖離不開中央與香港的政治關係，但也透露出日益加深的身份認同的焦慮以及對於自身生 活空間、物質資源所受威脅的怨恨。
應當說，中港矛盾的頻頻發生源於港府的管治危機，缺乏認受性的歷任特首沒能理順中央與香港的關係，在香港自治問 題上話語權日益縮小，而民間感受到相對剝奪卻又不能尋求解決之路。在中共威權政治的陰影下艱難地試圖建立民主政治體制的香港社會，已將這種政治上對中共的 不滿延伸到社會的各種議題上去。
在這種政治義憤之下，普通市民往往將內地旅客（或新移民）當做其對中共恐懼和憤怒情緒發洩的替罪羔羊。原本需要理 性商討作出規劃的經濟、民生問題，變成了簡單標籤化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問題，這正是社會政治化和暴力化的開端。港府對中央越順從甚至奴顏婢膝，普通港人就越覺得自己被忽略和出賣，這種訴諸情感發洩的身份政 治，也越有市場。
可以預見，在香港未實現民主，社會貧富差距、民生問題沒有得到政府有力疏導之前，而中港民間的小磨擦不斷被放大成為群體價值觀衝突，「中港矛盾」必將定期上演，其暴力性也可能進一步加劇。
孟岐庵
傳播學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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