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龐一鳴：就係唔幫襯地產商！
2013-5-29 10:37:32
攝：Leo Chan
【作者：TL】
這是《號外》和 TEDxKOWLOON 首次合辦的欄目，希望透過與TEDxKOWLOON 選定講者的深度訪談，帶出TED 那份IDEAS WORTH SPREADING 的先鋒精神。這次訪談嘉賓為《就係唔幫襯地產商》作者、自由工作者龐一鳴。龐2012 年競選立法會議員（新界東），落選後他有所改變，思考所謂一人一票是否真的是唯一選擇。
為了準備TEDxKOWLOON的第二場以「改變」為主題的沙龍，我連續一星期在面書上發了很多關於改變的帖子。關於改變，我認為讀懂自己的心最為重要，然後聆聽。社會裡面，到底聽的人多，還是不聽的人多？
作為香港人，平日一定會有很多周邊的訊號可以接收回來，無論是環境、動物、還是自己身體，這些不同的媒介都向我們發聲，但到底有幾多人會認真對待那些聲音？關鍵是，社會裡面大部份人都知道這些聲音的存在，但選擇不去聆聽，於是不好的事情繼續存在著，這是很可惜的事情。
問：《號外》
答：龐一鳴
可以說這是一種犬儒的心態嗎？
我認為犬儒是處理聲音的一種方法，尤其當社會長期處於一種不能立即解決問題的狀態，犬儒會讓人活得舒服一點、輕鬆一點。選擇不聆聽內心的聲音，對很多人來說，犬儒是一個很方便的處理。
相比起TEDxKOWLOON的其他講者，龐一鳴沒有陳偉霖的身體狀況、黃志淙的文化資本和傳播平台，甚至李俊峰以藝術介入生活和社會的能耐，他的處理非常著地，就是把聲音轉化，訴諸行動。
我很重視行動，也視之為一種方法。一般人面對社會議題，都喜歡找一兩段說話、甚至指引出來，然後跟著方向試行。如果你能給社會大眾一種路向，向他們證明，長遠做下去就會有某種效果的話，很多人會覺得很合用，也很樂意去嘗試實踐。
當然我也是一名普通市民，不是什麼政治家，也沒有妥協的考慮和計算的必要。最務實的方法還是聆聽，然後不計效果地做出來。對一般人來說，唯一能夠安身立命 的，就是去除內心那份「做還是不做自己」的痛苦和掙扎—過了十年八年以後，你還是可以很自在的說，我沒有需要去討論那些COULD HAVE 和SHOULD HAVE 的假設。
你想出這個行動之前，應該會料到對自己和身邊人帶來石破天驚的後果、甚至犧牲吧。之前有為此調整過心理狀態嗎？
當時我做了很多籌劃和資料蒐集。要好好思考的是，行動出來以後，如何繼續好好照顧自己的起居，然後行動應該如何長久地實踐下去。不過，我生活裡面沒有太多牽掛，工作也不固定，所以就算犧牲，也跟一般普通人要犧牲的事情不太一樣。
畢竟，跟衝擊長江中心不同，這是一星期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時的，某程度上，這種生活形態式的行動，必然會影響到跟身邊人們的相處和關係，譬如女朋友，最CLOSE 那些朋友反而沒什麼的。
對她來說，當然不想我站得太前，也不容易抵受四方八面湧過來的評論和指責，那些都是很實在的影響。另外，我得捨棄很多引入香港的外國好品，它們很多時只出 現在商場、連鎖店和大企的貨架之上。以前我去教育中心教英文時，喜歡跟學生分享一些英國人慶祝聖誕的食物，讓他們擴闊一下視野，但這個意念在行動開展後就 給犧牲了，當然覺得這是頗可惜的。換回來的，是我要回到那個還未全球化的年代了。要買，就在旅行時一併買下來，所以，以後每次旅行我都會很珍惜的，哈哈 哈。
制度有病，需要什麼藥？是給制度的藥，還是給參與制度的人開藥？
改變制度需要風氣，沒有風氣SUPPORT，有制度都不會WORK。個人行動於我的意義，在於創造制度的成功條件，包括平台。舉例說，我本身很關心小店的 生存空間，但做行動時不一定要直接針對競爭法，甚至防止壟斷，因為要是市民沒有參與、沒法發聲的話，立法一定不會理想。相反，找個軟性的方法來做，例如鼓 勵別人應該接受逛小店作為一種另類娛樂方式、逛小店可以淘淘寶等，反而能夠讓大家實質地進入現場，然後實踐一種不同的生活形態。這種集體力量可以令法案完 善起來，實施後才會見效，我是這樣理解所謂的制度的。
你是如何想到自己可以為制度殺出一條血路？
自己當時覺得太過份，一定要發聲，忍不住了。面向社會，市民參與的方式和空間太單薄，要介入的話，不外乎上街或參與關注組。我很想跟大家說，其實有其他日 常方法可以參與這個社會，介入一些議題。雖然未可以把一些人一些事拉倒下來，但這算是積極地對應著一些問題。當時，我剛從拉丁美洲歸來，覺得那裡由上至下 每人也不是旁觀者。有次我到一家哥倫比亞大學參觀，我發現他們的校園是隨便讓同學使用的，甚至擺檔也可以！其中有個同學，每天做二十個飯盒，自己吃掉一 個，餘下的就在檔口賣給其他同學，他唸大學的錢就這樣得來的。比對香港，你在大學擺檔，一定有人來驅趕你，而學生要掙錢一定去做補習—當然，哥倫比亞那位 同學的意念，不會是天跌下來的，肯定是不斷實驗和找方法，但他們時刻會想著如何改善，如何改造校園空間，就算很細微的事情也好，然後努力實踐，這是個很大 的啟發。對我來說，這是個很大的鼓舞，讓我相信一定要有行動。
外國有沒有龐一鳴？
外國其實很多類似的生活實驗，如承諾一年不對自然生態產生影響的NO IMPACT MAN，或英國作家、運動家MARK BOYLE 提出的「免錢經濟」運動，倡議過一種完全不用錢的生活等等，只是他們的實驗都是比較個人化的，比較少帶入群體，甚至衝擊制度。
另外我想起跟戴卓爾夫人有關的一個例子。如果不計人頭稅，戴在任時只輸掉過一條法案，就是86年的週日營業法（SUNDAY TRADING BILL）。戴想放寬週日做生意的限制，但遭到英國國民全體反對，他們認為週日跟其他日子不同，甚至有人發起KEEP SUNDAY SPECIAL 行動，讓週日跟一至六的營業日分開。雖然94年法案重提時給投票成功了，大集團在週日可做六小時的生意，但到現時為止也算做到有限制地營業。
這例子很能鼓勵我，因為它證明了民間的行動力量是必須的。市民對生活的想像，能夠左右社會制度，保守著傳統的生活文化領域，維持大家原初的生活模式和社區精神。
早前戴的離世，讓網路上遍地鋪滿了英國當年反戴的音樂作品。對比起來，本地大部份流行曲幾十年來都在消費風月—我們一就是不知道，一就是被耳濡目染到不需要知道。什麼時候我們才會選擇聆聽？改變的氣候形成了嗎？
以前的行動都在維園出發，著眼於幾多點集合到幾多人，但現在是大家在做不同方向的事情，無論是關心環保、廢物、廚餘、實驗農業、辦社企、甚至佔領中環也 好，重點已經不在可以有多少人出來，而是多少人行出來討論。回想起來也很奇怪，如果我的行動出現在這個時局，雖然只差兩三年的時間，但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實 踐出來。雖然碼頭工人進行罷工，李嘉誠又重新成為大家談論的焦點，可是當全港的問題矛頭都指向特區甚至中央政府，現在出來反財團，迴響應該不很大吧。
社會是否民粹了？
也可以這樣說，可能很多帶領運動的朋友都選擇了這個方式，爭取最大的影響力，當然也可以說，大家已很熟遊戲的玩法。不過，大家各自各地拉闊空間，讓社會大 眾反思，互相加力給大家，還是很好的發展吧。社會風氣這回事，不單看人數，而是是否每人都在做自己關心的事情。愈多人這樣做，風氣愈強大。很多火頭已經被 點起了，抗爭方式正在改變。希望，就在這裡。
行動至此最能影響那個SECTOR的人？
我覺得是青年人，特別對中學生的IMPACT 最大。例如上次參選，有很多中學生叫他們的父母投我一票，他們會說，「我就投唔到，你幫我投，然後點解點解」。他們出生以來就在這種狀態裡面，一直以來覺 得自己跟社會很脫離，覺得無事可為，直至有了通識科，他們知道了自己有個與社會很有的關係的IDENTITY，於是發現了參與社會的可能性，可以很有意識 地起用消費者這個最強的IDENTITY 去思考問題，去VOICE OUT 問題，這對他們來說是種很大的衝擊。
有次有位青年人告訴我，知道了我這個行動以後，「同阿媽講，如果啲嘢喺百佳惠康買，我就唔食」。他媽媽當然覺得很奇怪，但一天、兩天過去了，到一個星期之 後，他還是不吃。然後，第二天，他媽媽說，「今日係去街市買？我都好多年無去街市，不過為咗你⋯⋯你食啦！」這種不太遙遠的介入方法，是透過關心土地使 用，透過農耕，重新關心這個問題，對青年人來說，其實很有共鳴，也很切身。
談談醒覺的問題。如何讓這個社會少點旁觀者，多點CHANGE MAKERS？
我會想，如何溶化犬儒，提升行動力？似乎是無可避免地要回去合作社的傳統裡面去，一定要大家有份去OWN 件事，埋身參與，一起INPUT。我的好朋友鄒崇銘曾提到一種另類經濟，就是除了回購領匯，能否像英國一樣，擁有社區為本的商業活動的可能性？想像大坑， 街坊能否走在一起，二十人經營一個小店，為街坊提供一點日常的什麼的，滿足社區的基本需要，擔任COMMUNITY PLANNER 的角色。就如北京的「很多人的咖啡館」，很多人一起夾份投資，這樣一個作為切入點的地區小店，才能發酵出多一點關心社區的改變，而且社區內的人都能看見這 種凝聚起來的力量，否則，大家也只是旁觀者。
原文刊於《號外》
號外 facebook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cityhowwhy
這是《號外》和 TEDxKOWLOON 首次合辦的欄目，希望透過與TEDxKOWLOON 選定講者的深度訪談，帶出TED 那份IDEAS WORTH SPREADING 的先鋒精神。這次訪談嘉賓為《就係唔幫襯地產商》作者、自由工作者龐一鳴。龐2012 年競選立法會議員（新界東），落選後他有所改變，思考所謂一人一票是否真的是唯一選擇。
為了準備TEDxKOWLOON的第二場以「改變」為主題的沙龍，我連續一星期在面書上發了很多關於改變的帖子。關於改變，我認為讀懂自己的心最為重要，然後聆聽。社會裡面，到底聽的人多，還是不聽的人多？
作為香港人，平日一定會有很多周邊的訊號可以接收回來，無論是環境、動物、還是自己身體，這些不同的媒介都向我們發聲，但到底有幾多人會認真對待那些聲音？關鍵是，社會裡面大部份人都知道這些聲音的存在，但選擇不去聆聽，於是不好的事情繼續存在著，這是很可惜的事情。
問：《號外》
答：龐一鳴
可以說這是一種犬儒的心態嗎？
我認為犬儒是處理聲音的一種方法，尤其當社會長期處於一種不能立即解決問題的狀態，犬儒會讓人活得舒服一點、輕鬆一點。選擇不聆聽內心的聲音，對很多人來說，犬儒是一個很方便的處理。
相比起TEDxKOWLOON的其他講者，龐一鳴沒有陳偉霖的身體狀況、黃志淙的文化資本和傳播平台，甚至李俊峰以藝術介入生活和社會的能耐，他的處理非常著地，就是把聲音轉化，訴諸行動。
我很重視行動，也視之為一種方法。一般人面對社會議題，都喜歡找一兩段說話、甚至指引出來，然後跟著方向試行。如果你能給社會大眾一種路向，向他們證明，長遠做下去就會有某種效果的話，很多人會覺得很合用，也很樂意去嘗試實踐。
當然我也是一名普通市民，不是什麼政治家，也沒有妥協的考慮和計算的必要。最務實的方法還是聆聽，然後不計效果地做出來。對一般人來說，唯一能夠安身立命 的，就是去除內心那份「做還是不做自己」的痛苦和掙扎—過了十年八年以後，你還是可以很自在的說，我沒有需要去討論那些COULD HAVE 和SHOULD HAVE 的假設。
你想出這個行動之前，應該會料到對自己和身邊人帶來石破天驚的後果、甚至犧牲吧。之前有為此調整過心理狀態嗎？
當時我做了很多籌劃和資料蒐集。要好好思考的是，行動出來以後，如何繼續好好照顧自己的起居，然後行動應該如何長久地實踐下去。不過，我生活裡面沒有太多牽掛，工作也不固定，所以就算犧牲，也跟一般普通人要犧牲的事情不太一樣。
畢竟，跟衝擊長江中心不同，這是一星期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時的，某程度上，這種生活形態式的行動，必然會影響到跟身邊人們的相處和關係，譬如女朋友，最CLOSE 那些朋友反而沒什麼的。
對她來說，當然不想我站得太前，也不容易抵受四方八面湧過來的評論和指責，那些都是很實在的影響。另外，我得捨棄很多引入香港的外國好品，它們很多時只出 現在商場、連鎖店和大企的貨架之上。以前我去教育中心教英文時，喜歡跟學生分享一些英國人慶祝聖誕的食物，讓他們擴闊一下視野，但這個意念在行動開展後就 給犧牲了，當然覺得這是頗可惜的。換回來的，是我要回到那個還未全球化的年代了。要買，就在旅行時一併買下來，所以，以後每次旅行我都會很珍惜的，哈哈 哈。
制度有病，需要什麼藥？是給制度的藥，還是給參與制度的人開藥？
改變制度需要風氣，沒有風氣SUPPORT，有制度都不會WORK。個人行動於我的意義，在於創造制度的成功條件，包括平台。舉例說，我本身很關心小店的 生存空間，但做行動時不一定要直接針對競爭法，甚至防止壟斷，因為要是市民沒有參與、沒法發聲的話，立法一定不會理想。相反，找個軟性的方法來做，例如鼓 勵別人應該接受逛小店作為一種另類娛樂方式、逛小店可以淘淘寶等，反而能夠讓大家實質地進入現場，然後實踐一種不同的生活形態。這種集體力量可以令法案完 善起來，實施後才會見效，我是這樣理解所謂的制度的。
你是如何想到自己可以為制度殺出一條血路？
自己當時覺得太過份，一定要發聲，忍不住了。面向社會，市民參與的方式和空間太單薄，要介入的話，不外乎上街或參與關注組。我很想跟大家說，其實有其他日 常方法可以參與這個社會，介入一些議題。雖然未可以把一些人一些事拉倒下來，但這算是積極地對應著一些問題。當時，我剛從拉丁美洲歸來，覺得那裡由上至下 每人也不是旁觀者。有次我到一家哥倫比亞大學參觀，我發現他們的校園是隨便讓同學使用的，甚至擺檔也可以！其中有個同學，每天做二十個飯盒，自己吃掉一 個，餘下的就在檔口賣給其他同學，他唸大學的錢就這樣得來的。比對香港，你在大學擺檔，一定有人來驅趕你，而學生要掙錢一定去做補習—當然，哥倫比亞那位 同學的意念，不會是天跌下來的，肯定是不斷實驗和找方法，但他們時刻會想著如何改善，如何改造校園空間，就算很細微的事情也好，然後努力實踐，這是個很大 的啟發。對我來說，這是個很大的鼓舞，讓我相信一定要有行動。
外國有沒有龐一鳴？
外國其實很多類似的生活實驗，如承諾一年不對自然生態產生影響的NO IMPACT MAN，或英國作家、運動家MARK BOYLE 提出的「免錢經濟」運動，倡議過一種完全不用錢的生活等等，只是他們的實驗都是比較個人化的，比較少帶入群體，甚至衝擊制度。
另外我想起跟戴卓爾夫人有關的一個例子。如果不計人頭稅，戴在任時只輸掉過一條法案，就是86年的週日營業法（SUNDAY TRADING BILL）。戴想放寬週日做生意的限制，但遭到英國國民全體反對，他們認為週日跟其他日子不同，甚至有人發起KEEP SUNDAY SPECIAL 行動，讓週日跟一至六的營業日分開。雖然94年法案重提時給投票成功了，大集團在週日可做六小時的生意，但到現時為止也算做到有限制地營業。
這例子很能鼓勵我，因為它證明了民間的行動力量是必須的。市民對生活的想像，能夠左右社會制度，保守著傳統的生活文化領域，維持大家原初的生活模式和社區精神。
早前戴的離世，讓網路上遍地鋪滿了英國當年反戴的音樂作品。對比起來，本地大部份流行曲幾十年來都在消費風月—我們一就是不知道，一就是被耳濡目染到不需要知道。什麼時候我們才會選擇聆聽？改變的氣候形成了嗎？
以前的行動都在維園出發，著眼於幾多點集合到幾多人，但現在是大家在做不同方向的事情，無論是關心環保、廢物、廚餘、實驗農業、辦社企、甚至佔領中環也 好，重點已經不在可以有多少人出來，而是多少人行出來討論。回想起來也很奇怪，如果我的行動出現在這個時局，雖然只差兩三年的時間，但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實 踐出來。雖然碼頭工人進行罷工，李嘉誠又重新成為大家談論的焦點，可是當全港的問題矛頭都指向特區甚至中央政府，現在出來反財團，迴響應該不很大吧。
社會是否民粹了？
也可以這樣說，可能很多帶領運動的朋友都選擇了這個方式，爭取最大的影響力，當然也可以說，大家已很熟遊戲的玩法。不過，大家各自各地拉闊空間，讓社會大 眾反思，互相加力給大家，還是很好的發展吧。社會風氣這回事，不單看人數，而是是否每人都在做自己關心的事情。愈多人這樣做，風氣愈強大。很多火頭已經被 點起了，抗爭方式正在改變。希望，就在這裡。
行動至此最能影響那個SECTOR的人？
我覺得是青年人，特別對中學生的IMPACT 最大。例如上次參選，有很多中學生叫他們的父母投我一票，他們會說，「我就投唔到，你幫我投，然後點解點解」。他們出生以來就在這種狀態裡面，一直以來覺 得自己跟社會很脫離，覺得無事可為，直至有了通識科，他們知道了自己有個與社會很有的關係的IDENTITY，於是發現了參與社會的可能性，可以很有意識 地起用消費者這個最強的IDENTITY 去思考問題，去VOICE OUT 問題，這對他們來說是種很大的衝擊。
有次有位青年人告訴我，知道了我這個行動以後，「同阿媽講，如果啲嘢喺百佳惠康買，我就唔食」。他媽媽當然覺得很奇怪，但一天、兩天過去了，到一個星期之 後，他還是不吃。然後，第二天，他媽媽說，「今日係去街市買？我都好多年無去街市，不過為咗你⋯⋯你食啦！」這種不太遙遠的介入方法，是透過關心土地使 用，透過農耕，重新關心這個問題，對青年人來說，其實很有共鳴，也很切身。
談談醒覺的問題。如何讓這個社會少點旁觀者，多點CHANGE MAKERS？
我會想，如何溶化犬儒，提升行動力？似乎是無可避免地要回去合作社的傳統裡面去，一定要大家有份去OWN 件事，埋身參與，一起INPUT。我的好朋友鄒崇銘曾提到一種另類經濟，就是除了回購領匯，能否像英國一樣，擁有社區為本的商業活動的可能性？想像大坑， 街坊能否走在一起，二十人經營一個小店，為街坊提供一點日常的什麼的，滿足社區的基本需要，擔任COMMUNITY PLANNER 的角色。就如北京的「很多人的咖啡館」，很多人一起夾份投資，這樣一個作為切入點的地區小店，才能發酵出多一點關心社區的改變，而且社區內的人都能看見這 種凝聚起來的力量，否則，大家也只是旁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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