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8月08日
事實 上，新加坡自1959年實行自治以來，都是實行民主選舉。而新加坡的政界從來深信人民以選票向政府作出授權，施政才能有效運作。新加坡更是實施全民強制投 票，目的是起碼在選民層面杜絕選舉舞弊，對應香港的「一屋七姓十三人」事件，就知道不無道理。華人總有着遠離政治的心態特質，所謂「生不入官門」、「民不 與官鬥，富不與官爭」這自古以來的老生常談，強制投票有如迫使佔逾七成人口的華人戒掉這封建、落伍的思想，當然也適用於其他族裔身上。
1988年 出現的集選區制度（即單票多議席），因為要動用更多地區資源和更多元的政治策略，的確使執政的人民行動黨佔有優勢，也成為香港政客說成助長獨裁的制度。但 工人黨就長期努力不懈，終在2011年奪取阿裕尼五席集選區，這就證明在野黨團只要付出努力也能攻破「行動黨的堡壘」；或是反過來說，能攻下集選區代表着 在野黨團的能力已逐步超越行動黨。
集選區制度本意是藉規定每張候選名單必須最少有一名非華人，保障非華裔的參政權利。以南洋長年累月的族群矛盾問 題，尤其是華人長期站於當地經濟領導地位而自視高人一等的思想，這制度確有必要存在。再加上一直以來，組屋編配也刻意安排不同族裔家庭居於同一大廈，就使 重視跨族裔公平和尊重多元的意識植根於新加坡人心中。
行動黨施政可謂暢通無阻，選舉制度確是一個因素，但翻開一些城市發展歷史，都會找到一些迹象 反映新加坡政府會主動從人民的角度考慮如何施政。例如1960年代打算取締木屋區將居民遷入組屋大廈，在規劃時除了興建住宅，還會劃出工商業區，以原區就 業之便吸引木屋居民遷入，早期的大巴窯就有飛利浦電子工廠，女皇鎮、宏茂橋，以至後來的淡濱尼、後港、兀蘭等等也是維持這樣的規劃概念。
環境衞生 是當年另一個棘手問題，養豬場和舊式工廠經營者無視污水排放，街道上大量無牌熟食小販不顧公眾衞生和秩序。除了養豬場排污涉及與馬來西亞政府爭拗而一刀切 之外，新加坡政府都採取先建設後搬遷的做法──興建好工業村才着令工廠搬遷；建好當地俗稱「巴剎」的熟食中心才要小販搬入經營。旅遊書籍偶有介紹「好食又 抵食」的巴剎食店也是這種條件下保存下來，讓國民和遊客得以大快朵頤。
近年香港才出現的歷史文化保育意識，新加坡政府早在1970年代就明白保存舊區形成的歷史文化的價值和重要性。港人熟悉的牛車水、小印度等就在這種思維下得以保存。
也 許安居樂業就不問世事是人的本性，或是政治氣候下即使不滿政府也只敢怒不敢言。但強制投票制度養成被迫面對政治之下，人民還是會透過選票以至集會示威向政 府施壓。2011年大選阿裕尼集選區之後，還有兩場補選（後港和榜鵝東）人民行動黨均告敗陣；去年2月的反對人口白皮書集會是獨立以來最大規模反政府示 威。這幾宗事件之後，行動黨政府在去年8月宣佈一系列惠民政策，和減慢申請者主要來自中國的投資移民審批。要是新加坡只是獨裁政制，這些事豈會發生！
反 觀香港，投票率最多只有約五成，仍有不少市民還抱有政治潔癖的思想，甚至只會認定反對聲音是擾亂社會的所為。當前港中矛盾之下，親共一方高舉「黃皮膚黑頭 髮」的民族主義論調，印、巴等族裔的權益仍被忽略。保育思維仍只懂以金錢利益來衡量，繼而受港共輿論的誤導而認同「發展可以致富」。當然的，港共政府沒得 到人民以選票的授權，施政可不理市民的需要，甚至事事面向北京，港人打算繼續沉默，還是有如新加坡人敢於運用政治空間去表達對行動黨的不滿，香港人實該認 真思考。
有說法認為，新加坡要不是有李光耀不會有今天，但歷史說明賢君不過是一時之幸，李光耀與新加坡只算是一個巧合。或是反過來想，要不是有選 票形成的政治授權，誰敢保證李光耀會從人民的角度去施政？再退後一步想，人民只顧自己而不理社會，執政者豈能憑一己獨臂之力建立成功之地？港人與其羨慕新 加坡，不如想想如何為香港付出。
林鴻達
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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